它不仅推翻了君主制和旧制度，而且尝试以人权、民主、共和等新的宪法理念塑造全新的国家和社会。

宪法中规定了法院、司法和公安工作，如果竞没有关于军事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一类统率、领导军队的规定，没有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关，没有规定军队的领导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或宪法学理论来说，至少是一个缺陷，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第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比汉族地区落后，人口比汉族也少，风俗习惯不同。

修改宪法应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保留和继承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好传统，参考外国宪法中可以吸取的内容，但不能照搬。这就进一步将宪法的高度灵活性具体化。刘少奇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时，指出了政协的这一情况和变化，说明宪法不必要对政协作规定，而由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自己去对政协作各种规定。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一九五四年宪法在总结经验方面是作得比较好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一九五四年宪法为什么是好的时，他指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因为这些内容还没有为人们所真正认识和掌握，只有再经过多次实践、试验以后，才可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果过早地不成熟地写入宪法，必然造成与实际不符。如前所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宪法规定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作为一级地方政权，说明宪法坚持国家统一和主权原则。因此在谈及宪法环境权时应从主观权利的范畴予以检视。

更为重要的是，在宪法上确立环境权还可以发挥其请求救济与保护的程序性功能。而且正是由于环境系统的复杂和宽广，尤其是气候问题的超领土主权性，国家对于环境要素并没有完整的处分能力，宪法仅能约束国家努力保障实现环境完整性的各类前提，而无法强国家所难。诚然，积极落实宪法上国家目标条款对各类公权力课以的义务，在本质上也是为了实现公共福祉，并进而保护和实现各类人权。在这种情况下，名曰基本权利的环境权条款的规范效能就和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目标条款几无二致了，只不过通过建构实体意义上的宪法环境权是为了能开启宪法诉讼，但这也完全可以通过构建纯粹的程序性权利而实现，还不需要回应设立实体环境权所需要厘清的宪法基准问题。

对此，部分宪法学者从国家目标条款的学理出发指出，实际上当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同样能满足环境权入宪的功能期待。环境法是确权—保障—救济的权利保护法，还是环保目标—法律权利作为手段—形成行动方案与归责体系的制度建构法？[7]环境法所调整的国家—个人关系中，国家是基本封闭并与个人相对的国家法人形象，还是保持开放并将个人整合其中的政治共同体？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直接形塑我国环境法治的基本秩序，形成不同的规范强度和合宪性审查基准。

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影响，尤其是碳排放的激增已使地球进入人类世[8]。宪法环境权的原初使命是进行正当性宣示和发挥其工具价值，从而实现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根本目标。[27]该条规定：同样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生存基础和动物予以保护。不论在正当性证成还是形成全面有效的宪法基准上，国家目标条款都能实现宪法环境权的功能期待。

[45]只有实现零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和状态，气候持续暖化的局面才会停止，才能在实质上避免全球范围内不可逆的气候重大灾害，从而真正实现《基本法》第20a条的环保目标。但是释宪者如果始终抱守国家目标条款的纯粹客观法属性，则会形成另一种二律背反，即一方面通过精细的学理建构，国家目标条款完全可以替代宪法环境权所可产生的各种规范功能，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公民诉讼渠道，仅凭抽象审查等程序是无法有效、充分地激活这些规范性条款的。因此对于外国人，德国的立法者同样要遵守相应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但相比于国内诉愿人其义务内容则有所差异。不论是防御还是受益，宪法环境权对国家产生的义务内容都指向系统的环保制度建构。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宪法对环境法治的指引，可结合本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点考虑程序性的宪法环境权，也可在深入研究国家目标条款规范进路、厘清与用好规范和制度存量的前提下，根据实存秩序的发展探索其他面向的宪法环境权。换言之，在整个宪法规范体系中，宪法环境权当然具有宽广的人权保障意义，需要解答的问题则是其应以哪种方式实现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目的。

这就为探讨未来的宪法环境权提供了必要性和土壤，也契合于合宪性审查的不法纠正功能而非政策决断功能。其第4条第6款仅规定，联邦政府应于2025年通过行政法规确定2030年后的年减排量。

但宪法实际上以较多的条款对环保事项作出了全面而又各有侧重的规定，形成了具有集团性的、实在规范意义上的环境宪法[3]，并以此奠基了我国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宪法环境权一方面可作为实体权利，通过人权理论形成有特定内容构造的宪法基准，另一方面可作为程序权利，辅助开启合宪性审查程序，从而增强对公权力机关的宪法约束。但无论如何，既然实定宪法已经形成了环境保护的中国方案，学术研究就应当首先以宪法规范文本为最主要的出发点和任务依据，并以此为根基形成相关的学理体系。[32]试图借用防御权的审查框架及教义工具形成对环境立法更为明确的边界控制，最终又会再次依赖政治商议后的立法决断。因此在这两个背景下，回溯到既定宪法并对可能的宪法环境权的功能进行体系化的检视，是十分必要的。该地质时期的关键特征是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已经成为主宰地质活动和变迁的主导力量，人类整体作为一种自然和文化要素与自然生态的变迁全然关联互动起来，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缓冲地带完全消解并交织在一起。

胡静：《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171页。《气候保护法》综合考量了各种科学证据和利益诉求，并积极响应了《巴黎协议》中的国际目标，确立了在实现碳中和前本国的控温增幅，这一温度指标又可被科学换算为相对确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这种语境下环境权会具备宪法地位，成为主导下位法的高级法理念。除却传统的民主参与和公共商谈，借助何种内涵与模态的宪法环境权拓宽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增进司法机关的有效参与、强化国内最高法或国际法抽象但又实定的规范权威、平衡气候保护的时空矛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宪法环境权的释义学内涵及功能。

为此联邦宪法法院仅用较短的篇幅就否定了防御权性质的宪法环境权的规范存在，并接连排除了对违反传统自由防御权的保护义务以及受益性宪法环境权（生态性最低生存保障权）的违宪指摘。虽然该法目前只具体规定了2030年前的减排量，但确立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并建立了服务于此目标的动态调整机制，这些对于阻止灾难性的生态气候恶化是颇有裨益的。

[46]并且这种对公权力的宪法诫命，必然会经立法转化为广泛的约束。如果环境权是环境保护法制的建构起点，那么尽管这种权利在形式上是法律所塑造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支配了环保法制总体的结构与内容。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下的人类世工作小组以29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将二十世纪中叶作为人类世开端，但该结果尚未被国际地层委员会确认。但同时应看到，在实然层面气候暖化过程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到达气温临界值后所产生的地球系统功能的变化可能不是一种线性渐进式的，而是突然、极端、不可逆的。

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1期，第24—25页。[8]人类世是一种地质学或者说地层断代学上的概念，是指地球自全新世（Holoz?n）后，随着工业化的展开而进入的一个新的地质时期。

2021年，在引起广泛瞩目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气候裁定中，不论是裁判说理还是学者探讨，都对相应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内容和有待商榷的宪法环境权进行了回应。一方面，仍有宪法学者认为应通过体系解释等方法推导出宪法上的环境权，[5]从而弥补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

对此参见BVerfGE 157, S.30, Rn.219, 233. [54]Vgl. BVerfGE 157, S.30, Rn.246. [55]BVerfGE 157, S.30, Rn.229. [56]Vgl. BVerfGE 157, S.30, Rn.215 ff., 222, 225 f., 228 f. [57]Vgl. BVerfGE 157, S.30, Rn.192. [58]BVerfGE 157, S.30, Rn.193. [59]Vgl. Kurt Fa?bender, Der Klima-Beschluss des BVerfG – Inhalte, Folgen und offene Fragen, NJW 2021, S.2085, 2089. [60]Vgl. Christian Calliess, Klimapolitik und Grundrechtsschutz – Brauchen Wir ein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ZUR 2021, S.323, 331. [61]Vgl. Christian Calliess, Klimapolitik und Grundrechtsschutz – Brauchen Wir ein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ZUR 2021, S.323, 328. [62]参见范进学：《作为权利的环境权及其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2期，第156、161—163页。一方面，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立法者仍应保持足够的谨慎，对于已经有相当可靠证据表明的重大或不可逆环境损害的可能予以特别重视，[55]不能以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为由忽视懈怠。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的宪法规范类型会形成强度不同、内容各异的人权保障机制，宪法环境权是否可以更高效有力地推进环保并进而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具体的剖析，而不能仅凭朴素的人权价值予以概括证成。[6]参见吕忠梅：《启动环境法典编纂提升环境权法治化保障水平》，载《学习时报》2022年3月7日第2版。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恪守了宪法规范，并未生造出和宪法既有基本权利体系张力较大的宪法环境权，另一方面考虑到宪法环境权所天然具备的政策干涉性，联邦宪法法院至少在形式上仍坚持了被动防御权的审查模式，避免了滥诉以及政治问题司法化的风险，维护了宪法的权力分配格局。[13]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5页。

自然环境不再完全按照原始生态规律变迁，文化形态不再纯粹根据人类精神活动界定，自然与文化在不断地深度交互影响。[42]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益权的宪法环境权所能发挥的主观权利功能同样是较弱的，在规范内容上也与既存的国家目标条款和人性尊严条款的综合解释结果相差无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与既有的国家目标条款相比，不论是何种面向的宪法环境权都难以形成独立且额外的宪法基准，其工具价值十分有限。生态问题尤其是气候保护问题存在超级部门性，环境宪法规范既有事实—规律又有意志—规范因素，存在科学实证和价值选择的双重创制和阐释基础，在规范语言上具有开放性。

国家负有维护人性尊严、建构实现社会国、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因而也应当为人们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态性保障。[63]类似的尝试参见秦天宝：《论新时代的中国环境权概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3期，第9页。